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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忆路遥:笔名曾为"缨依红" 遗稿撰写《吴宓与陈寅恪》

作者:皇冠投注网站   浏览:   发布时间:17/07/16

  从农民到作家 笔名缘起“写诗”

  已经75岁高龄的曹谷溪,是当年“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编印的文学小报《山花》的创始人。在他延安的家中,记者见到了这份页面微微泛黄的小报,创刊号上印刷的发行日期是:1972年9月1日。创刊号上的内容并不多:毛主席语录、署名《山花》编委撰写的《见面话》、曹谷溪的散文《桃》,以及署名路遥的诗作《老汉一辈子爱唱歌》。这首诗的头几句写道:

  近日,《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由三联出版社推出,并引发关注。

  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及友谊,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两人缔交于1919年,吴宓在哈佛演讲“红楼梦新谈”,陈寅恪当晚作《红楼梦新谈题辞》诗一首见赠。“文革”期间陈寅恪遭受非人折磨而逝。吴宓亦经受磨难,几年后过世。王国维诗“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即如两人辉煌又凄凉的人生写照。

  “县里召开‘文创会’,点名道姓要我去。心像小鼓一个劲擂,一晚上闹腾得不瞌睡!

  多少回躺下又坐起,心窝里像烧开一锅水……旧社会家贫如水洗,常用那山歌倒苦水。”

  现在读起这些诗,抹不掉那个时代的印迹。而路遥的朋友们回忆起与他最初的交往,都是从“写诗”开始的。

  诗人闻频如今居住在西安市,他与作家路遥的第一次交集始于1970年的延川县文化馆,正是这一次见面,才有了“路遥”这个后来闻名于文坛的名字。“当时县文化馆的一位文化干事拿来一首诗给我看,那首诗的名字叫《车过南京桥》,作者署名‘缨依红’。”闻频回忆道,随后他见到了这位作者,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灰黑色棉袄,里面的棉花都露出来了,腰上系着一根麻绳,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农民的打扮。

  第一次见面,闻频建议他应该起一个好记好听的笔名,这位作者思考片刻,用笔将这首《车过南京桥》上的署名划掉,改成了“路遥”。后来闻频才知道,“缨依红”这个名字,是青年路遥为了纪念自己刚经历过的一场恋情。

  《平凡的世界》 筹备了三年

  在路遥的朋友们对他的追忆中,“读书”是被多次提及的一个关键词。

  1970年的一天,21岁的路遥站在延川县黄河岸边,他一手搭在曹谷溪的肩上,一手握着一本书。黄土高原上刺目的阳光让两个人有些睁不开眼,但这两个年轻人却同时无邪地笑着。这张照片也是路遥生前最为喜欢的一张,1992年,当路遥身患重病之时,曹谷溪将这张照片放大后,送到他的病塌前,定格的笑容伴随路遥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爱读书,走到哪里都拿着书。”路遥的大学同学张子刚回忆说:“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都是路遥喜爱的作家。他在大学宿舍的床头,经常放着《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些名著。”

  “在中国作家里,路遥读得最多的是柳青的《创业史》,我见到他读过《创业史》几个不同的版本,这本翻烂了就换一本接着读。”闻频回忆道。

  1980年,正是路遥的创作力即将爆发的前夕,这时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接到了用稿通知,小说《人生》也在创作酝酿阶段。这一年他在一封给曹谷溪的信中写道:“我总希望你努力,争取做出一点事业出来。除过该交的朋友,少交往,少结识,埋头读点书,写点东西,归根结底,人活一辈子,最重要的还不是吃好、穿好、逛好,而应该以辉煌的成绩留在历史上为荣。”

  路遥用这样的话告诫朋友,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为创作小说《平凡的世界》,路遥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进行准备,他用了一整年时间翻阅了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和《榆林报》,笔记做了几十本。

  “真切的生命体验”是路遥成功的重要原因

  作为作家,路遥是幸福的。他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在广大读者群中持续产生着巨大影响力,这在中国文坛十分罕见。《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认为,在中国只要有奋斗者,就会有喜爱路遥的读者,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边界。

  但路遥自己的人生却难以用“幸福”二字来形容。幼时家庭贫困,父亲将他过继给了伯父,而“改变命运、活出名堂”则从青年时代起就贯穿着路遥的一生,这也使他在婚姻、文学之路等等重大的选择中,面临着许多在他的生命世界里不想为而现实世界里不得不为的两难矛盾。

  在曹谷溪看来,“真切的生命体验”是路遥成功的重要原因,“没有幼时的饥饿就没有作品《在困难的日子里》,没有文革的经历就没有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而《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少平与少安兄弟,这些人物身上都看得到作家和他家人的影子。”

  1990年代初,吴学昭就曾根据父亲的日记及遗稿撰写了《吴宓与陈寅恪》一书。

  此次增订,实为改写。从篇幅上看,新版从原有的5章扩充到9章。全书字数从12万增加到30万。书中精选了百余幅见证人物命运的珍贵实物图片。该书在吴宓与陈寅恪二人交往的主线之外,也描画了王国维、梁启超等几代知识人的鲜活身影。

  1991年,离休后的吴学昭全力投入搜集、整理父亲“文革”期间的诗文遗稿的工作中。对吴宓与陈寅恪二人的坎坷人生和精神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思考。经多年准备,才动笔重写“吴宓与陈寅恪”。

  初版本展现的是吴宓与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及友谊。在《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中,则扩展了更多的重要内容。如,吴宓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中,如何筹备并实际主持清华国学院。

  据书中介绍,1925年年初吴宓应聘清华,受命前往主持筹建研究院。根据校方的主张和个人的见解,他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对研究院的组织、科目、教授及讲师、学员及研究方法等,均有明确条文规定。尤其是研究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期以短期内能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的确有所获。

  该书提到,开学典礼上,吴宓曾发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的讲话,再次明确国学院的地位。吴宓还积极协助校长物色国内著名学者,他曾登门恭请王国维、梁启超。清华聘任陈寅恪更出于吴宓的推荐。

  正如研究者所说,吴宓既是清华国学院实际规划的主要设计者,更是其开办前期的主持者,他的见解和主张,应予以充分的重视,他的务实作风和实际才干更令今人肃然起敬。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涉及的中外知识界人士达200多位,作者均一一查考,给出扼要的注释。透过这些简介和内容叙述,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的知识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各种新旧思潮都在竞逐。

  路遥是一个“谜一样的男人”。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据新华社西安3月25日新媒体专电)

  1971年12月9日,吴宓在日历页上写下日记,这一天,他接到陈寅恪的三女儿美延的来信,得知自己日夜思念的老友夫妇早已不在人间,当夜辗转反侧不能入寐,起而披衣伏案,写下日记,直至次日凌晨。这篇日记,为两位一代大才半个世纪的因缘画上了句号。

  该书编辑认为:“望着吴宓与陈寅恪远去的背影,我们似乎懂得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两位先生,面临一系列社会、时代剧烈转变所作出的种种选择与坚守,其实回应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两个更为广泛的主题:一是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和可能性;二是现代读书人在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进程中经历的成功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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